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事求是的精神已经在过往四十年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基础共识，中国发展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在于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发展成果和不断增强的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是需要面向现实，并且指向未来。理论研究的特点在于基于现实和目标平衡之上的前瞻性与规划性。科学的理论研究就是从假设到试验，从试验再回到假设的持续过程。统战理论研究不仅要找到与时俱进的制度理论根基，同时还需要指向一种从历史文化出发的制度合理性诠释，更为重要的是，统战理论研究应该进一步指导面向未来的统战工作实践。
新时代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跨越，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如果说，从一百七十年前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从器物的现代化到技术的现代化，乃至到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我们都从西方文明中汲取了营养，那么在综合国力日益发展的新历史阶段，我们已经从发展的跟随者转变为发展的推动者，从世界格局的参与者变为世界格局的构建者。作为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文化传统，中国需要成为一种独特的价值和制度、乃至发展模式的缔造者。
统战理论研究的未来需要指向这样一个独特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带来的挑战。统战工作始终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展开的，其目标就在于凝聚社会不同阶层、行业及代际人群的最大共识，凝心聚力，推动社会发展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速度越快，阶层的重组和跨越性发展越深刻，全球化环境中的世界格局变化日益波诡云谲的时代，就越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展开理论研究。通过理论研究预判未来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推动统战理论的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理论创新的视角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本文尝试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统战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其一，新社会阶层的知识结构与心理模式：统一战线是凝聚不同时代的重要社会推动力量的重要机制。随者社会的发展和职业分工结构的迅猛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教育资源的重组，特别是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全球协作，乃至不同产业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新社会阶层的教育背景、职业特征、社会角色认同，乃至文化传统的了解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统战理论研究者应该十分重视研究新兴社会阶层和职业团体的知识结构、价值模式以及社会心理状态，并且从统战工作的实际出发，以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民族认同、社会责任等关键要素为基准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统战工作机制。这种机制需要结合新社会阶层的特点，在发挥新社会阶层的职业特长、知识优势乃至情感认同的同时，将其纳入社会发展政策与规划的咨议体系之中，建立通畅的协商机制。此外，就新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人物，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多元性和包容性，这就需要对统战理论的共识基准进行调整和优化。形成圈层式的统战工作体系，从核心层到影响层的布局，形成价值和共识的流动；
其二，全球化时代中国价值的凝聚与输出：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如果通过不同的社会阶层人士以及遍布全球的统战工作对象输出中国价值，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从技术的垄断逐步退却到价值观的优势，在价值观输出的意义上，中国价值的凝聚与输出仍需要很多的具体的工作与研究。统战理论研究应该充分落实国家战略，通过统战工作模式和体系推动价值的凝聚与输出，特别是拥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与核心价值的输出。在全球化时代的公共话语体系中不断占据更为有力的地位。统战理论研究应该在核心共识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共识框架及层次，从共识到价值认同，从价值认同到重塑人类价值光谱，统战理论和实践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其三，新技术环境下的社会阶层发展趋势：随者生命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统战工作一方面要透彻理解技术发展带来的后果，更要意识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阶层与职业的消失和新生。聚焦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基于情感和人际理解的职业发展将日益凸显，而社会价值与职业特征的融合很大程度上需要某种政治方向的引导和规约，统战工作应该成为社会阶层发展中新趋势人群的信息渠道、价值导向与社会凝聚机制，成为党和政府的直接管理的有效补充和周边辅助；
其四，华人族群与全球化的文化主体性：华人族群的代际思想塑造与文化认同不仅关乎华人族群的持续发展，更关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与全球化的进程。从坐月文化融合和多文化传统交织的角度理解华人的代际文化传递特征，将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展开。从文化角度上说，传统文化、传统信仰以及习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凝聚华人、体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如何让统战工作从理论告诉理解文化认同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体性的关系，进而联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发展，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战理论研究需要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整体成果基础上，提炼具有族群凝聚力的内容，展开以统战工作为载体的文化研究和人群研究；
其五，协商民主的机制稳固与效率提升：在社会高度发展、社会分工高度精密的时代，协商民主的优势在于充分尊重了信息对等对于决策效率的基石性作用。简单的多数民主往往是在信息不对等、认知能力有偏差的基础上展开的，导致一种典型的多数的暴政和低效的社会资源运用能力。甚至在一个长期的价值导向混乱的时代，民众的价值偏差可能直接导致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协商民主需要在未来体现出信息对等的必要性，即考虑职业精英、社会精英与政治目标的协同，保证协商民主是在信息充分透明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从机制而言，协商民主如何进一步发挥代表性，或精英性，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毋庸讳言，协商民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现代性带来的民主顽疾和社会乱象。不妨说，协商民主的机制建设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与政治创造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贡献；
其六，民主党派的发展与统战工作的大局：党派自身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突出代表性和多元性，代表性体现在阶层和界别的精英意识和社会责任，多元性则体现了不同民主党派的广泛代表性。界别和阶层的特征成为民主党派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而从理论上看，这种代表性需要从协商民主的机制和优势入手展开理论论证，并且通过代表性指向民主党派自身特质的巩固。民主党派需要一种具有相对差异性的阶层互补效应，同时也十分需要一种具有自主性的内部代表机制与沟通平台，形成某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体系，从而保障从基层到决策的全面覆盖。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而如何从理论高度论证民主党派发展的模式和必要性，仍需要不断的探索。
显然，任何从现实出发的理论预设都是有待进入实践并经受实践检验的，我们尝试从共识与价值、凝聚与传递、全局与主体的三个层次提出关于统战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思考，其要旨并不是拿出某种理论研究的既定模式，而是提出问题，并且对问题的价值进行大致的说明。以此，一方面证明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说明统战理论研究的核心特征——并不存在纯粹的统战理论，脱离了现实挑战的理论研究都是缺乏活力和前景的。
【作者】程乐松，男，民进北京市委统战理论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